标准体系

尽管如此，这一衡量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法治国原则的形式化，最终演变为形式法律与实质法律之争，并在魏玛时期演变为国家法上的方法与方向之争，其争论点就在于法的实体价值之争。革新则表现在一种彻底变革式的政治思维，但这种政治结构的重新塑造，也会因为外忧内患的局面以及追求国家主权、独立、富强的意识，而导致政治系统自我反思过程中的内在扩张，并试图形成新的上/下分层结构。

相应地，在经济模式上，为配合赶超战略和公有经济，需采取全面的计划经济，并模仿苏联计划经济的道路，形成了若干与之相互配套的制度理性。双轨之间并不平衡，一个真正封闭的法律系统尚未完全建立，这就需要对宪法中的法治国原则进行规范上的阐释：通过法治国原则的践行，逐步实现法律系统的真正分出，并实现对政治系统的制衡。在中国当前语境下，需要改变的是近代立宪以来重政治整合、轻法治国的路径，实现国家从政治建构向法治国的发展逻辑转型。相应地，自改革以来，国家显示出其双面性：国家是与社会二元对立意义上的国家，即国家作为必要之恶的存在，这是国家需要加以限制的自由主义视角。从中国近代立宪的经验来看，自主法律系统的分出是国家建构理念转变的结果，宪法也从一体化的政治民主整合的工具和确认书，变为承担特定的社会功能：（1）对政治统一意志的形成提供法律上的规范框架，这一规范框架同时具有塑成与限制的双重属性。

[51]关于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社会主义性质，可参见吴家麟：《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载张友渔等著：《宪法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下。它不断地在侵蚀合作经济，而使后者从新民主主义国家控制之下脱离出来，转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去。［87］张煒:《西方国家宪法中人权保障的演变及其实质》，《中外法学》1992年第5期。

也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结构整合和价值整合，以合作为底色的对抗才不至于极端到瓦解共同体的程度，宪法的变迁也不至于总通过革命的方式进行。诉诸宗教概念，奉宪法文本为神圣文本，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进路。［59］ 相较于普通法律，宪法文本包含更多的原则性、价值性规定。［39］1988年宪法修正案在农村经济体制巨变、私营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出台，明确私营经济的宪法地位，规定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1993年宪法修正案以党的十四大精神为指导，直接体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增加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条款，明确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宪法修正案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直接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宪法地位，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列入国家根本任务，并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

在宪法解释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宪法解释的基本框架，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与宪法文本可以互释。萨瑟当年说:意识形态像个吵吵闹闹、蹒跚学步的孩子，正在被他的哲学和政治亲属抛弃。

资产阶级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将阶级利益转化为一种公共利益，从而在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10］［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页。［83］三种解释谱系的内核都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原旨主义理论围绕着自由的承诺展开;活的宪法解释理论离不开伯克式要求谦逊和常识的经验主义，［84］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活的宪法通过先例的累积和进化在某种程度上受公正和善策观念的影响，维持司法谦抑，对公正和善的解说，永远都是那套自由主义的修辞;［85］活的原旨主义解释理论在开国之父厘定的自由和后人理解的自由之间左冲右突，从未离开作为宪法解释定泊之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55］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从八二宪法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1988年宪法修正案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贯彻改革的意识形态。［61］但宪法兼具政治性和法律性，宪法文本融道德性与规范性于一炉，这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无法逾越的坎，［62］也是意识形态进路的正当性理据。中国宪法的发展应当有中国特色的自觉性，但也可借鉴资本主义宪法的一些技术规范，诸如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法、保障基本权利的路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方式等，国家性质的不同，不应该阻碍不同社会形态国家之间的相互借鉴与发展。(二)意识形态在行宪中的价值整合功能 从物质载体的角度看，作为社会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一种机器及其实践或其各种实践中。

［16］［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梁治平校，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页。中国违宪审查不昌，与我们无法看到意识形态的知识误区不无关联。

［2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理解为资产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批判的对象。经验的世界只有意识形态。

［18］高全喜:《心灵、宗教与宪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70］程汉大:《司法克制、能动与民主———美国司法审查理论与实践透析》，《清华法学》2010年第4期。尽管七五宪法、七八宪法的正当性一直备受诟病，但与《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一样，都预设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理想社会目标，都规定了经由革命达致理想社会目标的路径。现代宪法强调实质平等，关注为个人自由发展创造更多条件，本身就蕴含了自由、平等的宗教精神，人们不会衷心拥戴一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更不用说一种哲学，除非对他们来说，这种制度或哲学代表着某种更高的、神圣的真理。［36］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二、作为行宪整合机制的意识形态 所谓行宪，也就是宪法实施，是相对于宪法制定而言的概念，是指把宪法文本转变为现实制度的一套理论、观念、制度和机制。

［37］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不能逾越的边界，社会基本矛盾是改革的原动力。［46］郑海侠:《论意识形态概念流变过程中的五次重大转变》，《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9期。

阿奎那则区分了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人法，人法要受前三者的支配和约束，［15］这种分类为宪法奠定了高级法背景的理论基础。［89］高全喜:《政治宪法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53］在政党之外，意识形态构成政党合法性的基础，任何政治体系的领袖都维护和弘扬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以便说明和论证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因为政治权一旦披上合法性外衣，就会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影响力———政治权威。正是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粘合剂作用，中国宪法在直接意义上是党的意志、人民意志与国家意志相统一的产物，在根本意义上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64］刘连泰:《价值与规范纠葛的展开途径———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对美国宪法的批评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30］英国的《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以及《王位继承法》、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莫不如是。首先，与创造意识形态术语的特拉西不同，马克思主要在否定意义上使用该术语，强调其虚假性，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相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

［9］普遍同意、集体幸福的解释进路只有形而上的意义，在经验的世界我们无法观察。［6］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宪法出现于启蒙运动之后，尤其根植于洛克的自由契约理论中。

［84］［美］戴维·斯特劳斯著:《活的宪法》，毕洪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二)社会主义宪法语境 意识形态同样在社会主义立宪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不仅使立宪变得可能，而且使宪法变迁的分歧变得最小。

［4］立宪这一集体决策的规则是什么?只能理解为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认为，人是一种意识形态动物，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自然法学家提出社会契约论之前，就已经存在作为自由证书和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宪法。

宪法序言通常是意识形态推动价值整合的产物，是宪法价值共识的直接表达。［94］陈冬生:《个人、国家与意识形态———一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整体性解读》，《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8期。结语 从宪法的政治意识形态溯源，不难理解宪法类型上的资本主义宪法与社会主义宪法之分，据此可以对宪法做真假之分。尽管1999年修宪才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但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等问题的论述，是八二宪法最核心的意识形态。

［11］ 如果以宪法为原点，考察宪法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那么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对宪法的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解读:在宪法之外;在宪法之内;宪法本身。2．宗教进路的意识形态:作为神赐的宪法 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宗教是意识形态的突出表现形式之一。

经由这些另类的叙事，某种意识形态获得从精英到大众的普遍认可，［45］通过结构整合和价值整合，为行宪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就深信，法律制度本身的生命力取决于宗教信仰的生命力，更具体地说，取决于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所盛行的基督教新教信仰的生命。

［50］杰克·M．巴尔金:《活的原旨主义》，刘连泰、刘玉姿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页。中国共产党是创造和维护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核心力量，正是它促使人民联合为不可分解的一体，既保障其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也保障其当家作主，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88］实质上担负着国家组织者的体制功能［89］。